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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改变中国──这年为何成为中港关係的分水岭


2020-08-08



作者为旅美学者

近月,香港民族党被香港政府以《社团条例》取缔,引发新一轮关于「港独」的争议。最近几年,港独争议越演越烈,但回到10年前,香港绝大多数人根本没听説过什麽「港独」。

相反,在2008年,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国认同感达到高峰。但从年底开始,这种认同感就拾级而下,以后都没能重回高峰。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研究(下图),在2008年,香港居民认同自己是广义中国人(即自认「中国人」+「是中国人,又是香港人」)的百分比达到1998年以来的高峰,自认香港人或者「广义香港人」都处于最低。

但2008年后,各自都向相反方向运行。如果聚焦在「港独」的主要群体——年轻人方面,这个情形更明显。2008年4月,高达41.5%的18-30岁年轻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到了2014年跌到只有9.5%。港大民意调查中心的研究也有类似趋势。2008年6月的研究指出自认「广义中国人」的年轻人佔41.2%,也是最高峰(这两个机构都是半年调查一次,故时间有错开),到了2014年只有11.8%。

另外一份有关「满意中央政府对香港政策」的调查,也在2008年5月,在年轻人中达到史无前例的52.8%的高峰。可见,三个不同类型的调查中都相当一致。

显而易见,与中国社会21世纪大部分问题一样,2008年也成为中港关係的分水岭。令人疑惑的是,表面上2008年的香港风平浪静,有人甚至认为,没有一件单独提出来足以逆转中港关係的大事。看起来「平平无奇」的2008年为何成爲中港关係的分水岭?本文正是希望从2008这个关键节点,探索港独意识的起源。

历史上无港独

现在的香港包括港岛、九龙、新界和离岛。最晚从唐代起就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屯门和大屿山都在中国对外海路交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十九世纪割让香港前,整个香港还隶属广东省广州府寳安县。虽然中国其他「自古以来」的领土主张不乏夸大之处,但说「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倒是恰如其分。

香港本土居民原以广府人爲主,满清迁海令把绝大部分人赶走,迁海令废除后,除广府人重返家乡外,客家人与潮汕人也进入香港。此外香港还有少量疍家人(水上人),他们可能是百越人的后裔。不过到了19世纪,除生活方式不同外,他们的特徵基本与广府人类似,疍家人也散布在广东其他地方。

英国在1842年通过鸦片战争夺得香港岛,再在1860年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夺得九龙半岛,最后在1898年租借新界99年,基本形成现在的香港地界。

即使在英国统治香港后,香港与大陆也长期没有人口流动限制。20世纪前半叶,中国捲入连绵的战争,中国各地人不断进入香港。1946-49年的中国内战影响尤大,短短四年,香港从战后的50万人,一下子增加了三倍到200万人。这样1950年5月,英国才宣布封锁中港之间的关卡。在1960-70年代,由于中国大饥荒和文革,又出现多次逃港潮,最后一次大规模偷渡是1979年。此后中英确立单程証制度,确保中国人以有序受限的方式合法赴港,才遏止了偷渡潮。在1991年回归前,香港有34.4%的人出生在中国大陆。目前,香港人口有92%为华裔(绝大部分是汉人),其中32%出生于大陆。

以上讨论并非毫无意义,正是从历史与人口交流方面説明,香港人长期是中国人的一部分,不存在一个「天然的香港民族」。

战后,香港一度在联合国去殖名单上。可是在1950-60年代,虽然有人主张香港自治(马家辉)甚至独立(张国兴),但绝大部分香港人并不关心独立问题。相反,到了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之时,借着保钓运动、粤语普及、中文运动等社会事件,在构建「香港人意识」的同时,香港也同时构建「大中华意识」。「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国人」,或者「香港的中国人」,成为香港人的主流认同。是故,当1972年,中国致信联合国大会要求把香港和澳门剔除出去殖名单,香港几乎没有任何反响。

到中英谈判期间,如果可以选择,绝大部分人希望维持现状,继续「特殊的中国人」。当时在知识界在反殖意识和大中华意识影响下,则兴起「民主回归」浪潮。现在香港老一辈的泛民大多数是民主回归的支持者。八九六四后,民主派与中共分道扬镳,支持彭定康的快速民主化政策。

这样,在香港回归初年,泛民主派及其支持者,与中共及中共支持的建制派之间的最主要争议是争取「双普选」(普选特首与立法会),它成为香港政治矛盾的主轴。2008年前,泛民有三个主要的派别:老牌的民主党最关心的是推进民主政制,新兴的公民党最关心的是捍卫法治,少数派是偏左翼或基层利益的社民连、其代表人物是走托洛茨基路线的长毛(梁国雄)。三者并非互相排斥,而其共同点都是自认中国人。他们与建制派之间不存在「民族认同」的差别,强调自己反而「真爱国」。

2008年,香港为何在「中国人认同」上出现峰值?这必须从两类互为相反的因素考察:第一类有利培养「中国人认同」,姑且称爲「亲中因素」;第二类有利培养「香港人认同」,姑且称为「本土因素」。正是在以上两类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08年成为一个特徵显着的节点。亲中因素

回归初期,中央对香港大致上谨慎遵守一国两制,甚至还过于刻意营造「河水不犯井水」的氛围,对广东省和深圳市希望打造粤港一体化或深港双城都不热心。中港关係出现第一次重要危机是2003年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之战。这是《基本法》规定的宪制责任,意在保障国家安全,但泛民认为立法细节将妨碍自由,削弱「两制」。,泛民组织起过五十万人大游行,最终特首董建华撤回草案。诡异的是,当时民衆大都把矛头指向董建华和力推法案的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对中国政府反而不太反感,原因之一是至少在表面上,中国政府并没有施加压力。

中国还在多个经济项目上「偏心」香港,为香港发展而压抑了邻近内地城市的规划,比如不理广东反对,支持香港推动的港珠澳大桥;又不理深圳反对,在设计上还採用香港支持的单Y型(只到香港);上海与香港争夺迪士尼乐园,中央要求上海让路;当时香港和新加坡竞争「双城记」,新加坡电讯要收购香港电讯,香港担心重要基建被新加坡控制,于是中央出手「祝福」香港的盈科,击败新加坡。2003年香港爆发沙士陷入最低落时期,中国放出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係的安排》)和「自由行」两个大招帮助香港经济复苏:前者让香港很多行业可以北上大陆(最可见的受益者是娱乐圈从业员),后者让内地人到香港消费。

即便在政治上,中国也从善如流地让董建华下台,换上当时受欢迎的曾荫权。双普选虽然没有在2007-08年实现。但2007年的特首选举,已经有真正选举的意味。在2007年倒数第二天,中央一如所料地否决2012特首普选,但中央已答应,2017年可进行特首普选,总算给出了时间表。当时,香港对中国政府的观感并不差,在中大的调查中,在2007年前基本是平稳的,直到2008年出现峰值(港大调查的波幅起落较大,但基本反映同一状况)。

在对中国「新民族共同回忆」构建的讨论中,我反复强调「民族主义三部曲」(奥运火炬—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的影响。这「三部曲」同样影响了香港人,成为香港人「爱国主义」回忆。

在奥运火炬事件中,香港作为自由社会,早已存在多元化的声音,在藏独问题上不如中国人那幺感到「受伤」;但对海外藏人抢夺奥运火炬,舆论和民情亦同样反感。到了5月2日,奥运火炬在香港传递,香港人掀起的迎奥运火炬的热情不亚于大陆城市与海外华人。

香港150个火炬手名额被「争崩头」。支联会发动「橙色奥运」抗议行动,要沿途高举「平反六四」等标语,响应者寥寥。支联会秘书长何俊仁高举火炬(道具),穿上橙色衣服,意思是红色(中国)+黄色(人权),要传递的信息是「自己的爱国情操更高尚」。

香港大学哲学系女生陈巧文身披雪山狮子旗沿途抗议,被支持奥运的过百名人士围堵责备,最后被警方带走。亲中和传统媒体对之批评不在话下,就连苹果日报这样的「反共报纸」对陈巧文也加以批评,认为「陈巧文披雪山狮子旗,在这次圣火传送中最受争议,许多人认为她这样做,比支联会平反六四、呼吁内地维护人权的诉求更难接受。」 只是认为她还应该有言论表达的自由。

网上也是指责多维护少,就连一向偏「右」的高登讨论区也充斥指责陈巧文的帖子。有人不禁哀叹从「陈巧文事件」看香港已死。陈巧文「丰富多彩」的私生活随后成为各传媒与网民焦点,网络欺凌持续两年之久,直到陈巧文退出社运。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全港震惊,各媒体记者第一时间飞往灾区,把地震情况送回香港。香港各界立即展开大筹款。事发第三天,香港政府已获立法会批准注资3亿5000万港币入赈灾基金进行紧急救援。民政部开设救援户口,接受捐款。五个主要志愿机构(香港红十字会、香港乐施会、香港世界宣明会、香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救世军)也展开筹款行动。香港演艺界发起演艺界512关爱行动,几乎薄有名气的香港艺人都有参与。

5月底,一批香港艺人到四川参加探访和演出。6月1日,由港中台艺人联袂的马拉松式大汇演在香港举行,香港各个电视台联手现场直播,香港与内地电台、以及各大网站也直播,此后全国几乎各省的卫星电视台也转播,成为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赈灾汇演。最后,香港政府总共拨款90亿港币,民间捐款130亿,有95%的港人曾为地震捐款,打破一切香港捐款记录。

这时,大部分香港人与中国人一样,非常反感「天谴论」。《苹果日报》主笔李怡发表社论《灾难频仍,积德消灾》,批评四川大地震是「中国共产党的报应」,引来大量网友愤怒,批评李怡的言论太「冷血」,更有网友发起罢买《苹果日报》行动。李怡不得不致歉。莎拉斯通的「karma」论,也惹来香港人的猛烈抨击。

到了8月,香港也同样掀起奥运热潮。在7月中,香港已有一轮奥运纪念钞的炒卖热潮,发行量为400万张仍被嫌发行太少,连认购凭证也被炒卖。最后,原价1388港币的35连张最高被炒到25000港币,利润高达17倍。北京奥运的歌曲在香港街头反复播放,港人也耳熟能详,作曲者香港人金培达形容「听得多到自己再听到都会避开」。

奥运在香港形成热潮。北京专门把奥运马术比赛安放在香港,让香港人可以「共同经历奥运回忆」。无线电视与亚洲电视均派出阵容强大的转播队伍,每天直播奥运赛事。北京奥运开幕式在无綫电视台获得平均36点高收视,就连亚洲电视也录得6.5点,双双打破同类节目的收视纪录。

菲尔普斯八金和刘翔退赛等中国内地的热门话题同样在香港被热议。奥运会后,中国金牌选手全国巡演的第一站就摆在香港(奥运精英汇香江),引发香港市民追星热。三万张门票两小时售罄,现场与场外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争睹奥运金牌选手的风采。金牌司仪汪明荃对金牌选手「不敬」,引来广大香港网民责备,连「阿姐都冇面给」。

因此,影响中国下一个十年的「民族主义三部曲」同样也在香港发挥塑造认同的作用。不难理解,为何在2008年上半年,香港人的中国认同达到一个高峰。看到这个盛况,很难想象在下半年会出现如此大的落差,一路走低,每况愈下。

最重要的原因是奥运后,「亲中因素」红利不再,「本土因素」却方兴未艾。本文稍后将会继续讨论在2008年前后,导致港独意识起源的各种「本土因素」。这类本土因素可以归为五点。

奥运后中国涌现的负面新闻导致对中国失望

中国奥运是多年来宣示「民族崛起」的目标,成为在好几年间首先要「保住」的大事。很多政策拖延实施,很多本应及时释放的矛盾被压制。「后奥运时代」,中国推进政策没有后顾之忧,原先积压的矛盾也急速暴露。换言之,奥运之下的中国,是被紧紧压住的弹簧,一旦反弹,就负面影响惊人。在拥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与拥有部分民主的香港,负面影响最大。

2008年发生的三个事件影响最深远:胡佳与刘晓波、汶川豆腐渣工程、和毒奶粉。这些事件都在其他篇章讨论,这里不再详述。

民间志愿者胡佳(至少在被捕前)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异见人士」,他关心环保、关心公民权利、关心爱滋病患者,可就因两篇文章在奥运前就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刘晓波虽是传统的「异见人士」,《零八宪章》虽要求中国修宪,但终归不过是表达理想的文件而已,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重判18年。这在崇尚言论自由的香港人看来是难以接受的,不但以支联会爲首的传统民主派力量声援两人,当时还没有严重偏建制的《亚洲周刊》也发出了同情胡佳的文章。

如果说,胡佳和刘晓波事件主要带来「负面观感」,那麽另外两件事就有更直接的冲击:因爲香港曾深度参与,与市民有切身关係,其负面破坏力也更显着。

香港人为汶川地震投入大量的情感与金钱。如前所述,香港人感受到与其他中国人一起经历过的「国难」;香港政府拨款加上赛马会资助共投入100亿港币用于灾区重建,加上社会捐款130亿,共计230亿,史无前例。香港人更有理由关注地震后中国政府的表现。香港人期望中国政府「已经改变」,「豆腐渣」工程的罪魁祸首能被追究,也自己的捐款能真正帮助灾民。

在奥运之前,中国还能以「奥运」为藉口把豆腐渣工程案件放在一边,但奥运后,政府还迟迟不肯公布遇难学生的名单。以艾未未爲首的志愿者发动的寻找遇难者的「公民调查」以及以谭作人爲首的校舍工程质量调查的公民社会力量,都遭到中国政府的打压,还被安上「颠覆(煽动)国家政权」的罪名。香港人那种以为中国已改变,正义应得到伸张的愿望,一下子被打破。

香港政府拨款援助重建时,反复强调会以香港的标準监督拨款的使用。但地震后一年,已有媒体报道,中国接受的捐款去向下落不明,涉及数百名官员涉嫌侵吞重建公款,数亿重建资金被挪用。而在香港拨款的重建计划中,也发现原先应起学校的地方成为私人楼宇。2011年,《明报》引用香港发展局提交给立法会的报道,指出川重建工程六成不合格(126个港方有派员进行技术检查的重建项目中,76个项目未达标),引起轩然大波。

毒奶粉事件的影响更深远。用三聚氰胺作爲添加剂以通过蛋白含量测试,这种弄虚作假实在超出了香港人的想象。雪上加霜的是,超标的奶粉品牌也出口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也在这些奶粉中验出三聚氰胺,香港有5人受害。香港不得不紧急立法订立奶粉的「三聚氰胺的上限」。一段时间,香港很多人不敢食用奶製品。

中国如何罔顾消费者利益地掩盖事件更令港人譁然。中国明明在奥运前已经发现问题,但为了奥运不公布,这种做法令港人感到匪夷所思。至于中国把维权的受害者代表赵连海以「寻衅滋事罪」判刑,更令港人愤怒。此事最深远的影响还在于,中国人开始到香港抢购奶粉,这是中港冲突的重要原因。

这三者虽然对香港民意有即时的影响,但香港民意起伏很常见。这三者可以解释香港民意在2008年下半年一直下沉,但不足以解释为何无法回升。2008年还有更深刻的事件影响香港。

第二,习近平治港与第二支管治队伍的兴起

2007年11月,当选政治局常委不久的习近平,被一致通过接替曾庆红主管港澳事务。12月,他又接过了曾庆红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到2008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曾庆红全退,习近平再接过国家副主席的职务。就这样,习近平全面取代曾庆红。这一系列职务安排最大程度地决定了香港以后的走向。

在2007年剩下一两个月,习近平对香港还在了解熟悉中,尚无大动作。习近平上任八个月,公开报导中没有一篇有关香港事务的谈话。内部人员曾指出,他曾明确表示对港工作「两个不变」:即对港政策不变、对港工作机制不变。2008年7月,习近平第一次以国家副主席和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身份到访香港,才高调主管香港事务。但中国转换对港政策的思路,正在习近平支持下不断酝酿中。

纵观习近平在此后十年的行事作风,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左」,以毛泽东思想为师,邓小平时代的那一套不合他的口味。第二,喜欢走「群众路线」,不爱统战上层精英。第三,强硬,会努力推进议程,不害怕争议。第四,「大一统」思想浓厚,追求同质化。第五,追求「绝对的安全」。第六,喜欢多管齐下,特别强调利用经济力量推进议程。第七,强调舆论战的力量。第八,有浓厚的中国法家思想,偏好「依法办事」。

这些特点集中显现在他此后主导的香港事务中,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充分表现出来。这是因为香港毕竟还是「一国两制」,中间有一个香港特区政府。而特区政府的行政长官又是港英时代的公务员曾荫权,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即便不是「港英余孽」,也是「恋殖」派。而偏偏他在习近平主管港澳事务前刚好上任。

当然,这难不倒习近平。在2008年,三大战略已经準备就绪:政治上积极干预、经济上推进融合、文化上人心回归。这里先讨论政治积极干预。

「学习时报」

2008年1月,中联办研究部长曹二寳在习近平担任校长的中央党校的校刊《学习时报》 [注1]更多上发表《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一文,提出要在香港建立「第二支管治队伍」的理论。他认为在「一国两制」的安排下,香港应该有两支管治队伍:一支是「香港特区建制队伍」,这支队伍经由中央授权依照基本法行使高度自治权;另一支是「中央、内地从事香港工作的干部队伍」,依照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行使中央管治特区(包括处理中央、内地与香港特区关係)的宪制权力。他还认为建设好第二支管治队伍是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充分发挥「一国」在「一国两制」中的作用,依法行使中央管治香港特区的宪制权力但不干预特区自治範围内事务的重要之举。

简而言之,文章透视出三个要点。第一,中央要利用中联办这个在港机构,积极参与香港事务,成为第二支管治队伍的核心。第二,中联办还要发展自己的「亲兵」队伍,通过「亲兵」直接制衡或补充特区政府。第三,在法律上,要积极利用《基本法》的「空间」,「依法行使中央权力」,也就是后来反对派说的「有权用尽」。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中联办爲什麽要亲兵。香港在回归后有所谓「建制派」,这些老建制派有几个来源:

第一是港英留下来的公务员系统,他们当时被誉为「最优秀的公务员」,在执行任务上确实优秀,但政治能力堪称平庸。这个派系长期把持政府公务员系统,在中国看来充满惰性,抗拒全面配合中国的议程。但作为政界最重要的力量,中国又不得不用,否则就无人可用了。2005年,董建华下台,中国就不得不让这个派系的曾荫权上台。

第二是商人(如董建华),这是中国长期的统战对象,回归后寄予厚望,但政绩不佳。董建华曾归咎于认为原先的架构:除了自己,所有高官都是公务员升迁上去的,看上去自己就是光棍司令。于是董建华克服争议,改为主要官员以政治任命方式产生。可是,董建华改革效果继续不佳,最后自己也不得不称病下台。商人通常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繫,但也有自己的利益盘算与既有的身份,他们想保持现在的地位,而不是全面听从中央。

第三是传统左派(如民建联、工联会等),他们多在议会层次发挥作用。在回归初期,这些传统左派多是在香港打拼多年的「老臣子」,有的德高望重,有的没功劳也有苦劳,有的还是真正的(左派)理想主义者。他们对中央也并非事事言听计从。此外,香港回归之后,这些老左派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政治地位(如只能委身立法会),怨言还不少。

因此,以上三类建制派虽然都「亲中」,但权力来源都不完全依赖中央政府,更不在中联办,这就是中联办要培养「亲兵」的原因。

就在港人不知不觉之际

曹二宝这篇文章的构思应该在以前中国派到香港调研的人中都已形成,但曹二寳以中联办研究部长的身份发文,又在中央党校校刊中刊出,政治意味完全不同。用现在眼光看,难以理解的是,为何一开始文章并没有被香港人注意。或许,这与当时香港人并不太关注涉港「学术文章」有关,毕竟《学习时报》当时在香港还不是那幺出名。而且当时中国还不想大肆张扬,颇有点遮遮掩掩的意味。

就在港人不知不觉之际,这个思路显然得到习近平支持,正在着手推行。中国在2008年已开始以澳门为试点,让澳门中联办积极参与澳门事务。惟这种干预发生在澳门这个基本上被亲中派完全控制的小特区,同样也不太令人关注。

很快,亲兵政策就被应用在香港。2008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亲中的自由党田北辰抱怨「中联办一直在参选这次选举」,指中联办利用组织配票支持特定人选,同为亲中阵营者亦无法分得票源。以往民主派有不少中联办拉票的指责,但亲中派如此抱怨还是第一次。这次选举中,中联办力推几个后来称为「西环派」的议员,包括叶刘淑仪、梁美芬、谢伟俊都在这次选举中第一次跻身立法会。

这是一个明显的信息:中联办已不再满足于传统那种依靠香港上层势力,而开始培养「亲兵」。惟这时,香港人仍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中国治港政策已发生根本转变。直到2009年3月,香港中联办副主任黎桂康在北京举行的港区政协小组讨论会上表示,中联办已与港府达成十点协议,容许港区政协委员参与港区政事,引起广泛争议,才有人留意到「第二支管治队伍」理论的存在。

以后,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第二支管治队伍」与「西环治港」在香港越来越公开。2012年,习近平拍板,抛弃上层蓝血代表、大商家支持的前政务司唐英年,让中联办喜欢的梁振英上台,彻底转变治港政策。同时,中联办又纠集第二支「亲兵」,即以「群众路线」为主的「爱字头」(又称激进建制派)。梁振英五年的统治令香港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是2008年种下的种子。第三,民粹兴起、精英政治的终结、与民主派的分裂

在讨论习近平对港新政「三大战略」的另外两个(经济融合和人心回归)前,就着2008立法会选举,先继续分析一下「反对派」方面的演变。因为2008年立法会选举,不但标誌着中共治港政策的转变,也见证了反对派的分裂。这对香港演变同样重要。

在香港回归之初,所谓反对派就只有「民主派」,而且只有「民主派」而没有「泛民」。民主党一党独大,辅以几个小党,如前线、民协、职工盟(工党的前身)、街工等。前线与民主党渊源甚深,2008年併入民主党。后面几个都是着名的「一人党」。2004年以律师爲主的公民党成立,并在立法会选举中一举夺得6席,民主派不止民主党,加上其他势力兴起,这才逐渐有「泛民」之称。

这时的泛民大都是走精英路线,公民党比民主党更精英。最显眼的例外就是「长毛」梁国雄。在当选议员之前,长毛给香港人的印象就是抬棺材示威的专业示威人士。2004年立法会选举中,他无党无派,以极少量资源,靠网络宣传,居然能当选议员,堪称「人民」的奇蹟。

这也是香港政治从精英向「人民」过渡的开始。不错,精英也帮助平民,为民发声,但帮助是由上而下的,带有打抱不平的优越感,而且由于阶级不同、视野不同,其利益也不可能与平民一致。而左翼、激进的长毛是「人民」的一员。即便当选议员之后,他还继续住公屋,继续一头长髮,继续穿着哲·古华拉的T恤,继续到处示威,本色不改。

长毛当选与香港立法会选举以比例代表制(以最大余额法及黑尔数额点票)有关。这意味着即便是相对小众的政党,只要有一定支持,依然可以进入议会。此前,香港政党对这种选举制度认识不深,那时每个政党一般把几个人摆在一张选票上,不懂得分拆名单,以充分利用选票。民主派曾经试过「七星连珠」,把七个人列在一张名单上,希望可以凭藉声势选上五个人,最后当然是「浪费」大量选票。这样从2008年开始,大党开始分拆名单,民粹政党开始积极争夺议席,香港选举生态进一步改变。

2004-2008年之间,左翼民粹在另一条战线兴起。2006年发生保留旧中环天星码头事件,2007年发生保留皇后码头事件,香港突然兴起了保育运动。这两场保育运动完全由群衆领导,没有政治人物主导,预热了香港的公民社会,为此后的高铁争议的动员力打下基础。

2007年10月,特首曾荫权发表《2007至2008年度香港行政长官施政报告》,提及十大建设计划引起广泛争议,影响深远。其经济政治含义以后还会讨论。这里讨论最先引发社会运动的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

2008年中,「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终于确定了工程框架,包括以西九龙为终点、确定路线走向、融资方案等。2008年11月刊宪公布方案。有了这个「靶子」,高铁争议进入实质性的攻防战。由于线路要通过菜园村,12月即有人组成「菜园村关注组」,掀起了第三波保育运动,「保卫菜园村」。这是后来出名的左翼运动偶像朱凯迪崛起的成名作。2009年,一群「民间专业人士」提出「锦上路方案」(即以新界的锦上路为终点),与政府打对台;2010年1月,为反对拨款,先有「苦行」和绝食,再有围攻立法会以图阻止表决;立法会也第一次大规模「拉布」。以规模与时间长度计算,高铁仅次于政改争议的影响香港的最重要单一议题。

左翼和右翼

与左翼民粹相对的是右翼民粹。在2008年,右翼民粹尚未涌现,但已埋下种子。

2006年,香港第三大「泛民」党派社会民主连线(社民连)成立,它号称「基层主导、民主企硬,旗帜鲜明的反对派」。民协、职工盟、街工等小党派也关注街坊福利和劳工权益,但既不激进也不民粹。社民连则是一个激进「民粹」的大杂烩,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标榜基层,提倡激进抗争。左翼的梁国雄和陈伟业,及后来成爲右翼民粹「教主」、时事评论员黄毓民都是其创党成员,后者当选主席。

社民连的激进路线很快就和精英路线的传统泛民发生冲突。2007年3月,在泛民发起争取普选游行中,社民连发起「抢咪行动」,从公民党手中抢过麦克风,引发泛民内部矛盾。传统泛民要求社民连作出合理解释,社民连则批评他们「没有资格做民主派」,扬言要与泛民「割蓆」绝交。当然此事还只是两派真正交恶的前奏。

2008年立法会选举标志泛民中的传统势力与民粹势力的分裂。此前,泛民总的説来都互相扶持,还不乏「配票」行动。虽发生过民主党「告急」而导致友党候选人落选的摩擦,但最终只被视爲策略失误。

2008年选举中则发生了香港有直选以来,泛民内部在选举中第一次公开的正面冲突。黄毓民在选举过程中不断「狙击」公民党。最后黄毓民当选,同一选区的公民党毛孟静则被「西环派」梁美芬击败,社民连「狙击」功不可没。社民连夺得三席(梁国雄、陈伟业、黄毓民),一跃成爲泛民第三大党,成爲政坛不可忽视的势力。

在立法会上,社民连三子(黄毓民、梁国雄、陈伟业)入到议会不足两星期,即开始「抗争」,把「掷香蕉」、大声呼叫、痛骂高官、辛辣言论、替官员改绰号、带示威道具等激进文化带入议会,多次违反议会规则,改变政治生态。10月,特首曾荫权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时,黄毓民打断曾荫权发言,被立法会主席要求退席时,用香蕉掷向曾荫权站立的主席枱前。这是香港议会首次发生的「暴力事件」。

传统泛民对这种行爲极爲反感。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发表声明谴责黄毓民的举动譁众取宠,将捣乱说成彰显社会公义,以为捣乱可推动香港社会发展,斥之为「大错特错」。她批评社民连完全不尊重制度的行径,这样甚至会成为有人声称香港人未準备好民主普选的藉口。社民连则反驳:在议会内掷蕉抗争非常合理,是为香港弱势社群抗争,并批评谴责陈方安生:「等同打压社会公义。」此后,到了2010年,经过「五区公投」和政改两次风波,激进派(特别是右翼)与民主党进一步翻脸,从此势成水火。

社民连的所作所爲非常不符合传统,但支持社民连的声音不少,就连在议会扔香蕉也支持者众,在青年群体中的支持率更高。大家都可以看到,激进民粹路线大有可为,加上以上提及的对选举策略认识的加深,以及香港民情的变化,鼓励更多的激进派投身议会。

此后,立法会裏的激进派议员不断增加,2012年多了陈志全和范国威,共有5席。到了2016年,更加上了「自决派」和「本土派」;在未被DQ之前,共有9人当选。在立法会扰乱秩序和拉布成爲家常便饭。

而激进民粹路线中,左翼与右翼在随后短短几年间急速分道扬镳,势力重组。其中的「关键字」都离不开2008年当选的黄毓民。

2011年,黄毓民从社民连分裂出来普罗政治学苑,与其他团体成立人民力量。2013年,黄毓民爲首的普罗政治学苑再从人民力量中分裂出来,与其支持者「热血公民」黄洋达结爲同盟,成爲激进右翼组织的代表。2016年,热血公民、普罗政治学苑、与「城邦派」 香港复兴会「国师」陈云根(陈云)结爲「热普城」联盟。港独势力的兴起与热普城的鼓动作用关係极大。

泛民的分裂既是路线的分裂(温和与激进),也是阶级的分裂(精英与平民),更是世代交替的分裂(中老年与青年),以后还进一步成爲左翼与右翼的分裂,最后发展为民族意识的分裂。激进非建制派的兴起削弱了「中国人」的传统泛民,成爲「港独」泛起的重要因素。第四,经济因素——从经济促融到「反蝗虫运动」

在回归初期,广东积极与香港讨论融合,香港反应冷淡,中央一般「偏心」香港。2003年,中央放出两个「大招」:《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係的安排》(CEPA)和自由行。这两招促进了中港间的经济联繫,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中央刻意促融之举。

两者都是香港主动。CEPA中强调「遵循一国两制的方针」和「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自由行更是香港请求中国开放,以振兴因SARS受损的旅游业。当时谈判代表梁振英(时为行政会议召集人)后来在专访中曾提到,在他到北京谈判时,中央还担心香港能否承受自由行带来的问题,他一口表示「香港会把所有準备工作都做好的」。大概在中国看来,这与开放多一个旅游目的地和签订一个自由贸易协议没有太大分别。在2006年中国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香港不过寥寥数句。

曾荫权在2007年10月发布的《2007至2008年度香港行政长官施政报告》,提及十大建设计划。其中三个与中港经济融合有关: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港珠澳大桥和港深空港合作。但也看不到这是中国「逼着」香港做的。此前讨论过港珠澳大桥是香港商人在1990年代就提出和推动的。香港从1990年代尚未回归开始,就规划建一条新铁路到广州。在中国铁道部推出的2004年版《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四纵四横」也只到深圳。至于港深空港合作最后取消。这説明,在2008年之前,经济促融还不是中国的对港策略。

在习近平港澳新政的三大战略中,曹二宝的「西环治港理论」最早得到切实执行。在经济融合问题上,中国也开始主动推进。2008年底,中国国务院出台《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这份计划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可以用以前有香港参与的区域发展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作一类比。

第一,这个计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由国务院颁发。中国的发改委是国务院制定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宏观规划和综合性经济管理的部门,有「小国务院」之称,地位非常重要; 「泛珠三角」只是一个省级单位发起的协议,份量完全不同。

第二,在「泛珠三角」中,香港是平等的合作参与。《纲要》则是中央领头,自上而下。

第三,在「泛珠三角」,香港是主动参与。《纲要》则是「被规划」。这也是香港首次「被规划」到区域发展中。

第四,《纲要》是后来「大湾区」的前身。不但在文件中首次出现「湾区」这个罕见用于形容珠三角的名词,其他推进重大基建设施对接、共建优质生活圈、「一小时城市圈」、产业深度合作、服务均等化等概念,都是以后的「大湾区」规划的先声。2009年,作为后续工程,中国推出「环珠江口宜居湾」的概念,进一步向「大湾区」演变。

第五,从《纲要》开始,香港就被纳入中国整体规划中。为了「落实」此《纲要》,粤港两地在2010年出台《粤港合作框架协议》。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有关港澳的章节,从十一五的二百多字增加到约七百字。增加到部分几乎都是经济融合议题。强调「深化粤港澳合作,落实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打造更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总之,《纲要》的出台对中国确定全面推进「经济上促进融合」政策,意义重大。但平心而论,这个计画在曾荫权时代推进并不顺利。在政治议题上,中联办大可强推自己的议程。经济议题需尚要香港配合,港府对此不紧不慢。2009年的「环珠江口宜居湾」和以往的粤港融合等一样徒有虚名,无疾而终。直到「大湾区」出台替代为止。

虽然主动规划被拖着,在其他经济议题上亦足以让香港转向。

2008年的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破产引发金融海啸,这不但是「2008改变中国」的大事,更是「2008改变世界」的最头等大事。对香港来説,金融风暴一起产生大批「雷曼苦主」,第四季GDP下降2.5%。这是继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沙士爆发之后,第三次陷入经济困境。

如前两次一样,中央再次「出手搭救」,12月推出十四项措施支持香港。不同的是,在1998年金融风暴时,中央支持是指背后力撑,拿出「真金白银」击退大鳄的还是香港自己;2003年,沙士的源头在广东,克服沙士也主要靠香港自己的力量,无论CEPA还是自由行也都是互惠互利。中国揽功不免有名不副实甚至自吹自擂的成分。

然而,到了2008年危机,中国对香港的支援是「真金白银」的,是中国总投资四万亿人民币计划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总额为2000亿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放开人民币在香港的业务、支持内地公司到香港上市等,对香港陷入愁云惨雾中的龙头产业金融业来説都是「救命措施」。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在回归之后十年闲,大陆的经济突飞猛进。回归之初,香港GDP佔整个中国的18.5%,是上海的六倍,毫无疑问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但到了2009年,上海GDP首次超过香港,2011年,北京也超过香港。

就这样,中港经济关係一下子倒转。经济关係决定话语权力。正是从这时开始,中国与香港建制派的话语不再是「香港好,祖国好」,而是「香港靠大陆」。趾高气扬的大陆鹰派媒体开始高高在上地批评香港。香港人也从有天然的优越感,变成需要「捍卫本土」,心态完全改变。

与中港经济关係逆转同时的,是香港的地产霸权和分配不均问题。内地四万亿人民币计划导致内地资金溢出,炒房团走出中国,杀向世界,当然也近水楼台地杀到香港,推高香港的楼价。加上香港一直推行高楼价政策,在曾荫权时期完全停止公屋供应。从下图可见从2008年12月低点(红线),香港楼价一路急速飙升,完全脱离了普通人的负担水平。与中国大陆一样,人生的成败不再取决于努力工作,而取决于有没有在房价上涨前那一刻幸运地买上房。 

经济问题导致右翼民粹,归罪于移民,可谓万年不变的定律。一些香港人开始把矛头指向内地人。直接引发矛盾的有两类议题。

第一是在港旅游和消费。内地赴港消费增加有几个推动力。第一是自由行的扩大。第二是人民币从2006年开始升值,在2007年兑港元经过黄金交叉点,从币值低于港币变爲高于港币。到2008年稳定在100港币兑换80几人民币的区间。第三是2008年开始的4万亿,令中国人一下子有钱起来。

内地赴港消费有两类人,第一是赴港旅游的大陆人;第二是抢购日用品的深圳普通人和专业水货客,以奶粉为主,但也有购买其他日用品,他们大都当日来回不过夜。2009年,香港推出深圳居民一签多行,2010年扩大到所有深圳非户籍人口,极大助长了后一种旅客。

从下图可以看到,2008-2009年,内地旅客消费进入一个待势而发的阶段。自由行放开后,内地旅客百分比经历几年徘徊。2008年,内地旅客占总旅客的百分比较比2007年上升4%,是2007年增幅的一倍;2009年,百分比增幅进一步扩大到6%。这是内地旅客急速增长的开始。而2008年,内地旅客消费总额佔所有旅客消费总额61.6%,2003年以年来重上60%。2009年更突飞猛进到一个峰值。另一方面,不过夜内地旅客消费占全部内地旅客消费的百分比达到一个局部峰值。2010年之后,这个与「水货客」相关联的数字节节上升。

旅游业是香港四大产业支柱之一。内地人在港消费直接有利于零售业、旅店业、饮食业、运输业(及其从业员),也间接有利商铺业主与地产业(出租商铺),但同时也会影响香港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内地旅客拥有强大的购买力。无论过夜还是不过夜,在各统计地区中,内地人均消费均高于平均值。从2009年开始,内地旅客不但成爲人均消费最高的来源地区,而且是唯一高于平均值的地区。但急速上升的旅游人口给香港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香港零售业等不得不迎合内地人的消费需要,金铺、药房开满香港,推高租金,改变了商业生态。

最标誌性的是抢购奶粉。毒奶粉事件后,中国人开始到香港抢购奶粉,一开始是家长通过自由行抢购,继而是托朋友代购,最后发展为成熟的水货生意。这些行为在给一些港人和公司带来暴利的同时,严重冲击了其他普通香港人的生活,奶粉不断涨价,很多本地家长还买不到奶粉。药房不得不限购,香港政府也不得不把奶粉订为管制品,一次只能带两罐出境。但这难不倒「聪明的水货客」。来自香港和深圳的水货集团继续大批收购奶粉,通过「蚂蚁搬家」的方法,僱人带过境运回大陆高价出售。大量的水货客也严重影响香港的交通和秩序。2012年开始,右翼不断进行针对水货客的「光复行动」。

第二是双非问题。所谓双非儿童是指父母均不是香港居民,但在香港出生的儿童。双非问题源于香港法院2001年在庄丰源案判决,在香港出生的父母为中国籍(不管是否有香港身份)的儿童都自动享有香港身份。2003年自由行后,内地父母到港生育变得可行,双非婴儿上升。这时香港政府从推动医疗产业和改善人口结构的角度出发,大力鼓励内地孕妇到香港生育。2006年,双非婴儿问题初现。2007年,香港规定内地孕妇(包括单非和双非)必须先预约才能到港生产,希望「确保香港孕妇得到妥善和优先的妇产服务」。但措施作用有限,反而助长了预约生产一条龙产业。2008年开始,双非婴儿「二次起飞」。

双非婴儿的数量激增,在「二次起飞」之后,内地孕妇(包括单非和双非)产子已经接近全港的一半(见下图)。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不但导致香港本地父母生育床位短缺、幼儿园、小学学位竞争等问题,更严重的是助长「新移民吃福利」和「稀释(沟淡)香港人」等右翼意识。

2009年,香港论坛上开始用「蝗虫」针对内地游客和内地移民。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以致2012年出现「网民集体筹款」在报纸上登整版广告,画了一只蝗虫骑在狮子山上,用「香港人,受够了」、「你愿意香港每18分钟花一百万养育双非儿童吗?」等煽动性的大标题。

在经济好的时候,香港也曾是一个慷慨的城市。这种右翼主义情绪显而易见是经济问题的产物(虽然也有文化方面的因素,见后)。它也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全球性的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一部分。香港的右翼民粹主义没有停止于双非与水货问题。在梁振英上台后不久,这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针对内地人的右翼民粹并没有停息,单程证制度成爲下一个右翼民粹口中的攻击「内地人佔用香港资源」的藉口。

习近平港澳新政的第三招是文化上「同化香港」。讽刺的是,越是急于「同化香港」反而令「港独意识」越演越烈。

在2008年之前,香港有关港独的讨论很少见。最早在香港出现与「港独」有关的重要争议,大概要追溯到2007年港大学者钟庭耀发表的《香港台湾澳门沖绳民众文化与国际认同研究报告》。其中有一条问题是「如果中国政府允许,你认为香港应该独立吗?」结果有25%的港人认为香港应该独立,但反对者有65%。儘管报告强调「大部分香港市民不愿看到香港走向独立。」其研究本意也并非鼓吹港独,但报告一出,媒体报导的焦点却是「25%港人希望独立」,一度引起譁然。最近中共媒体《大公报》在「爆料」钟庭耀鼓吹港独,这件事成爲「罪证」之一。

港独这个话题在媒体出现的第一个高峰就在2008年。根据笔者在2014年通过Google Trends的研究[注2],2008年时涉及港独的页面有一个高峰,大概与奥运火炬传递有关,「港独」突然成为一个热门词彙。诡异的是,当时大部分页面都是用简体字写的,而不是香港人所惯用的繁体字。之后从2009年到2010年,简体字的「港独」一直是一个活跃话题,而同时繁体「港独」几乎无人问津。直至2011年,繁体字的「港独」才开始出现高峰。

有理由相信,「港独」在网络上的第一次高峰基本上是由中国或海外亲中媒体炒作而形成的。这时「港独」更多​​是一些中国大陆人和香港建制派攻击一些香港人而扣上的帽子。中国之所以热衷批驳当时并不存在的「港独」的原因很容易理解。中国政府最有力的舆论武器就是「分裂祖国」,给人戴上「搞港独」的帽子就在声势上先胜一筹。早在2004年,亲中的《文汇报》就批评民主派的刘慧卿参加台湾一个研讨会是「台独、港独」合流。但当时香港确实没有港独存在,无论左派报纸如何盖帽子,也没人正经当一回事。2008年之后,对尚不存在的港独的批评,开始产生连锁效应。从图中可见,2009年的批评沉寂了一阵子之后,2010-2011年批判风再起,而这时已经接上了「繁体字的港独」。

在左派自己竖起靶子批「港独」之际,中国北京大学学者强世功正在香港中联办的香港研究部挂职调研,他正是曹二宝的手下。根据在香港几年的「调研」,他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的书。强世功是那种典型的偏爱「宏大叙事」的共产党学者,遇事总要从中国远古谈起,又要拉上全世界「陪跑」。总之,最后他得出结论。如果中国不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抹去香港人的本土身份认同,香港就不可能真正融入中国,也就意味着最终会走上「港独」之路。他既是中国培养出来的学者,叙事模式与逻辑当然也就能迎合上级的口味。于是「同化香港」,就成为反(当时还不存在的)「港独」的唯一对策了。

「同化」当然要从教育做起。曾荫权时代香港正进行中学学制改革,从以前英式的「三二二三」制变到「三三四」制,从2009年开始实行。这本来和文化没有直接关係,但改革之门一开,就带出了教育应该如何改革的争议话题。其中三项对香港走向影响极大。

第一是「通识教育科」。改革把这个在英语中称为liberal study的科目,变成和语数英并列的必修科目。在2009年开始正式实行。从名字就可知道,通识课教授自由主义为主的公民议题,又大量採用时事作为教材。亲中派把它视为「向香港青少年灌输庸俗简单化的普世价值」的科目,又认为这让学生「过分关心时事」,更反感其中的「今日香港」的主题,认为是培养「港独意识」的温床。

第二是「国民教育科」。2007年胡锦涛到香港,提出香港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培养对国家的情感。曾荫权政府使出一贯的拖字诀,施政报告年年提,但直到三年后才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到了自己要卸任前夕才展开谘询。

第三是「普教中」,既用普通话(而非粤语)教中文。这是曾荫权任内唯一令亲中派满意的教育议题。港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在2008年起推出《协助香港中、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计划》,拨款资助学校推行普教中。从数据上看,其成效有限。比如实施以来到2015年,小学开设「普教中」班的比例(同一间小学只要有一个普教中的班就统计在内)从55%上升到72%,但全面「普教中」的学校只有16%。中学成效更低,开设普教中班的比例从32%上升到37%,全面「普教中」更只有2.5%。然而「普教中」作为一个冲击香港原有生活习惯的文化上的象徵,其在煽动情绪方面的作用远远大于其实际的教育成效。亲中派屡屡要推进「普教中」,本土派则一有风吹草动就拼死抵制。

就这样,中国在2008年就提出的「同化港人」政策,在曾荫权时代基本上可以说被默默地地址。直到梁振英上台,终于可以大刀阔斧地推动议程。之后国民教育、修改历史教科书、普教中、不断贬低香港本土的文化(粤语和繁体字)等动作不断引发争议。

讽刺的是,无论文化还是经济上的「融合」设想,最后都成了刺激香港本土意识与港独意识的动力。在2011年1月,在香港政府就「环珠江口宜居湾」展开谘询时,结合政治、民粹、文化、经济等冲击因素,陈云提出「香港城邦论」。5月,脸书上建立「香港自治运动」专页,建立同名博客,以「香港城邦论」为指导,声称香港是「城邦」,香港保存了王朝中国和民国的遗风,粤语和繁体字是「优越的中华文化」,也引入欧洲工业革命与宪政革命的祖源——英国的遗风,是中华复兴的大宝库。只有「城邦自治」,才能保存香港文化,对中国也有裨益。从此,港独弄假成真,香港正式进入「港独运动」的时代。

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2008年之所以成为中港关係等分水岭,绝非偶然。一方面,民族主义三部曲推高了香港的中国认同感,打造了中国关係最好的时刻;另一方面,一系列的事件(地震善后、毒奶粉、刘晓波)在奥运之后迅速拉低了这种认同感。习近平掌管港澳事务,促成中央对香港政策的转变,推行西环治港、经济促融、消除香港人认同这三种「新思路」。

香港反对派从精英到「人民」的交替,导致泛民的分裂和民粹的崛起。金融风暴沉重打击香港经济,大陆成为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地产霸权、经济不景、及中港人民交往的负面影响,都成全了香港的针对大陆人的右翼民粹主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认同感无法恢复。2014年的佔中是香港彻底改变的关键点,但佔中与港独的根源都可追溯到2008年这个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转折意义的年份。

注释:

注1:《学习时报》这个名字由来已久,不是「学『习近平』的时报」之意,但名字就是这样凑巧。 

注2:Google Trend搜索中文趋势的一个问题是中文网址的链接失效得太快,以前Google Trend得出的结果,后来难以重複,这里用的是笔者当时的截图。

本文分上中下三篇原刊台湾《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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